业绩跌宕起伏，稳中求进势在必行。

作者：张恒

作为成都市属金融国企，成都农商行向来从不缺少关注，近日更是动作连连。

先是在5月17日，成都农商行发布公告，官宣原行长徐登义调任成都银行后，年仅44岁的“80后”王忠钦将由副行长升任至行长，其任职资格尚待监管部门批准。

而就在人事变动公告发布的同一天，金监总局于5月17日再次发布有关成都农商行批复，同意该行旗下13家分理处终止营业，这也是继四天前的5月13日，该行旗下10家分理处终止营业获批的延续。也就是说，仅在一个月内，成都农商行就有23家网点被关停。

《每日财报》还注意到，自成都农商行挥别“安邦系”迎国资入驻后，就曾在2021年年报中明确提出“一年强本固基、三年达到上市条件、五年破万亿”的战略目标。如今，在新行长就位下，成都农商行能否如期实现目标也成了外界所留意的重点。

然而，经梳理发现，近些年来，该行网点持续缩减，加上业绩还在修复当中，无疑给成都农商行在A股IPO的闯关路上徒增了不确定性。

五年内网点“瘦身”57家，今年再关停23家

事实上，此次金监总局在四天内连发两项关于成都农商行旗下总计23家分理处终止营业批复函，在业内实属罕见，也引发了市场广泛热议。

然而，这并不是成都农商行首次关停网点，据《每日财报》统计，近五年来成都农商行已多次获批旗下分理处网点终止营业，陆续关停数量已达57家。近几年，该行分理处数量持续下降。2018年-2023年，成都农商行分理处数量分别为467家、467家、462家、448家、440家、410家。

事实上，这不仅仅是一家银行的个别行为，更是整个银行业在数字化转型背景下，线下网点逐渐“瘦身”的一个缩影。在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的官网上，几乎每天都会发布银行营业网点终止营业的批复，尤其是近三年已有越来越多的商业银行关停了不少网点。公开数据显示，2021年-2023年，商业银行共关停网点数量分别为2542家、2383家、2756家。不仅如此，据不完全统计，今年以来已有超过589家银行网点终止营业。

对于近期成都农商行接连关停23家网点，有业内人士表示，一方面与农信系统改革，一部分省份在行社合并之后撤销、关停重叠的网点有关，另一方面则可能是出于优化网点布局、提高运营效率的考虑，通过精简部分网点实现降低成本、提质增效。

经营业绩跌宕起伏，稳中求进势在必行

在开年以来裁撤23家网点的同时，也将成都农商行近些年的经营业绩情况一一被打在“聚光灯”下，备受市场关注。

复盘成都农商行一路走来的经营发展情况，可以用一波三折来加以概括。早在成立的第二年，也就是2011年成都农商行迎来增资扩股，安邦集团成功进驻，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，直接持有成都农商行35%的股权。成都农商行也由此成为安邦集团金融板块的重要布局，正准备跑马圈地式大干一场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随着2018年2月安邦集团轰然崩塌，而被监管部门实施接管，作为旗下金融板块最重要一员，成都农商行的经营亦受到负面冲击，曾一度陷入困局。

财报数据显示，当年该行资产总额并没有扩表，反而急转直下，由2017年的7066亿元下降至2018年末的6231亿元，2019年则继续降至4850亿元。与此同时，该行客户存款也在不断缩水，由2017年末的4396亿元连年缩减至2019年末的仅有3875亿元。

直到2020年，安邦集团将其持有的成都农商行所有35%股份通过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公开挂牌转让给了成都兴城投资集团，顺势成为该行第一大股东。而背后的成都市国资委，则是通过兴城投资、成都交子金控、成都现代农业等公司，合计间接持有该行56.92%的股权，为实际控制人，该股权结构一直稳固至今。这也意味着随着“安邦系”清仓全部退出，成都农商行正式来到“国资”怀抱。

回归国有企业属性后，成都农商行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，资产规模开始恢复持续扩表态势，2020年资产总额同比增长7.15%至5197亿元。该行还在当年财报中表示，2020年公司经营稳中求进，发展根基逐步得到修复。

截至2023年末，成都农商行资产规模达8332.72亿元，同比增长15.53%，位列农商行梯队第五。今年一季度，该项指标继续乘势而上，截至3月末，其总资产已进一步增至8806.26亿元。

经营业绩方面，近些年成都农商行仅在2020年出现过“增收不增利”的现象，随后一直至今，其营收和净利端都保持着较好增长态势。数据显示，2023年该行实现营业收入、净利润分别为173.33亿元、58.06亿元，同比增速分别为11.6%、11.87%。不仅如此，今年一季度，这两项业绩指标同比增速继续保持在10%以上。

不过，一直以来成都农商行营收结构较为单一，业绩增长核心还是依靠利息净收入的拉动，近三年来所占总营收的比重均超过80%，与之相反的则是越来越被市场所重视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、投资净收益等指标上占比依然较小。

以2023年为例，当期成都农商行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和投资净收益分别为6.2亿元、15.23亿元，虽然同比均有所增长，但该两项指标对总营收贡献度并不高，所占总营收的比重分别仅为3.58%和8.79%。作为鲜明对比，去年该行利息净收入高达142亿元，对自身业绩贡献了82%的营收增长。

此外，《每日财报》还注意到，成都农商行净利润之所以能在2023年实现超10%的增长，主要是通过减少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来实现的，要知道去年其营业支出端中所占“大头”的业务管理费是在急剧增长，同比飙升29.69%至58.22亿元，费用率高达33.59%。而彼时信用减值损失却同比缩减了9.43%至46.66亿元。换言之，在业务管理费居高不下且无法得到压降的形势下，如果成都农商行没有通过减少计提信用减值损失来进行调节，其最终净利润可能并不是那么“好看”。

资产质量方面，成都农商行拨备覆盖率在2018年末降至174.29%后，近几年拨备水平持续提升，截至2023年末，其拨备覆盖率增至354.37%，同比上升了69个百分点。不过，该行不良贷款率却直到2021年末才有所下降，2022年至2023年分别降至1.48%、1.2%。

“80后”年轻行长上位，压力几何？

实际上，在经历股东变更、回归国有法人后，成都金融、国资等主管部门乃至成都高层方面，皆对成都农商行稳健发展给予了高度重视与厚望，可从其班子任命中窥见一斑。

就在刚刚过去的5月份，成都农商行行长一职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继成都农商行原行长徐登义于上月调任成都银行行长，并向成都农商行董事会提交了书面辞职报告，不再担任该行任何职务后不久，5月17日，成都农商行在官网对外正式披露了一则人事公告，该行于当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王忠钦担任该行行长的议案。

而王忠钦正好是该行副行长，这也意味着随着此次任命的官宣落定，王忠钦也正式迎来“转正”，将“接棒”前行长徐登义，作为成都农商行新任行长搭档董事长黄建军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王忠钦曾在成都银行工作多年，两家银行此次也相当于互相输送了一位新行长。公开资料显示，王忠钦于2022年3月从成都银行前往成都农商行，任职副行长，并自2022年11月起担任董事会秘书，是该行总行高管层中唯一一位“80后”。

更早之前，王忠钦曾在监管部门工作，先后担任人民银行自贡市中心支行副主任科员，人民银行成都行金融研究处副主任科员，而后进入成都银行，历任成都银行董事会办公室发展研究室员工、公司业务部总经理助理、董事会办公室副主任、战略发展部总经理、投资银行部总经理等职，并于2021年8月被聘为成都银行行长助理，顺利进入高级管理层。

不过，王忠钦挥手告别成都银行则稍显过于仓促，仅仅才不到半年时间，2022年4月，王忠钦就因工作变动，请辞成都银行行长助理职务，调任成都农商行副行长、董事会秘书。

虽然王忠钦出生于金融系，但在成都银行任职期间，其在风险投资、金融风控等领域有着独到的见解，持续推动了成都银行各项业务合法合规稳健经营，为建设及牢筑内部风险管控城墙出谋划策。

也正因此，2022年王忠钦从成都银行辞任时，该行对其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。成都银行董事会表示，王忠钦在公司任职期间，恪尽职守、勤勉尽责，为公司稳健发展、风险管控能力持续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其正式接任后，成都农商行将落定“一正四副”高管布局：董事长黄建军、行长王忠钦以及四位副行长蔡兵、夏怀刚、黄春、江洪波。

事实上，除了现任行长王忠钦之外，目前成都农商行的“掌舵人”黄建军、副行长蔡兵和黄春等多位高管，也同样拥有成都银行从业经历。比如，现任董事长黄建军，曾担任过成都银行高新支行党支部书记、行长，成都银行西安分行党委书记、行长，成都银行行长助理、党委委员、副行长等职务。

对此，有业内人士分析，未来成都辖区内几家金融机构高管相互挪腾和输送，或成常态。

不难发现，王忠钦升迁上任，有临危受命意味，也面临着不小的挑战，要知道目前四位副行长无论是年龄还是资历，都比其经验更丰富，王忠钦能否将高管团队团结一致，身上的重担可谓不轻。接下来，成都农商行面临的困局如何一一破解？IPO进程能否顺利推进？看来答案只有交给时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