作者｜Suan

编辑｜旁立

好像是从进广告公司几个月开始，我频繁地抗拒回家。也是那个时候，我常常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，不上不下，无法吐出也无法下咽。

那时候我住在南京西路上，离公司不过一站路。每天早上急匆匆去地铁站的时候，总有提着行李箱的游客在四处张望，往反方向跑的我显得格格不入。4a节奏很快，但好在是医疗方向，加班不算太频繁，通常七点多就能从公司离开。出了地铁站天已经黑了，运气好的时候，会有一轮弯弯的下玄月挂在空中。道路两旁种着叫不出名字的树，夏天阳光灿烂，柏油路上总是跳跃着树影的光斑，一闪一闪。街道上有几家食杂店，无人光顾却屹立不倒的服装店，晚上总是人声鼎沸的苍蝇小馆，和充满诱惑与可能性的彩票店。

不想回家的时候，我便在这短短的街道上来回走，戴着耳机，把3分钟的路程走上30分钟，在每家店门口驻足，试图寻找一些可以不回家的理由。我和朋友开玩笑，说自己很像不想回家的中年男子，下了班要拐去居酒屋喝一杯啤酒，或是在车里沉默地抽一根烟，才有勇气回家面对一地鸡毛。我习惯了独居，家里没有人等我，没有事情要我处理，没有家务要我操劳。小小的出租屋只有沉默，或许这就是我不想回家的理由。

明明位于上海最热闹的街道上，五楼的出租屋却显得分外安静。这本是一件好事。当初租房的时候我看了十几套，有一层楼可以挤下二十几间房的怪物大楼；也有天花板破旧不堪，电线裸露在外的老旧房屋；我看房看到崩溃，直到这间带着阳台，屋里亮堂堂的小屋子出现在眼前。从阳台望出去，窗外是大片大片绿色的树木，在春天的时候会开满小花，夏天又冒出嫩绿的新芽。我下定决心要租下它的时候，对上海的生活充满期待。那是我的第一份正式工作，也是第一个独立居住的小屋。享誉国际的传播集团，闹市朝南的阳光房，我的未来好像也如它们一样闪着光亮。

然后就被封了。

我独自在不到30平的屋子里待了三个月。小屋安静到能听到运送物资的推车车轮在街道上滚来滚去，咕噜咕噜，仿佛在回应前两天楼上女生传来想要食物的尖叫声。每天半夜的时候，不远处会准时传来机器冷冰冰的声音：“正在充电中”。我从阳台探出头去，怎么也找不到声音的来源。若有似无的声响，让人觉得好像活在科幻世界里。我第一次知道，相看两厌不止能用来形容人的关系，我与出租屋也是如此。

六一儿童节到来，我们被获准出门，像是一个讽刺的礼物。

我和朋友跑到滨江散步，听一群年轻人坐在草坪上，弹吉他唱台湾流行乐；我们去金山看海，纵使海水浑浊也让人开心，不断涌来的是自由的气息。随之恢复正常的还有线下办公，写不出文案的时候，我常常盯着窗外发呆，看着天一点点变暗，看着偶尔出现的晚霞由粉变橘，看着远方密集的大楼出神，然后在ddl的紧迫下，又把目光挪回眼前的屏幕。

人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商品，我又为什么要用枯燥无意义的文字，为消费主义制造一个个陷阱？

其实大学读书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进入广告行业。

作为在小记者兴趣班长大的孩子，读传媒像是顺理成章的选择。只是细分到具体专业时，父母长辈都劝说我不要读新闻。

“你脾气这么冲，国内舆论环境又差，做记者会气死的。”

“在国外当记者，语言就是一大难题，你可能会读得很累。”

在层层劝导之下，我选择了大众传媒，一个看似包罗万象，拥有众多选择的领域。我们专业的选修课很多，从社会学到广告学应有尽有。什么都学一点，什么都学不精的我，对未来还是一片迷茫。

彼时国内互联网风头正盛，大厂的名号一个比一个响亮，我也想去这些公司，不是因为我有多么喜欢互联网，仅仅只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很厉害。缺乏职业规划，实习经历过少的我最终还是没能加入大厂，也因此心里耿耿于怀，将这种失败与自己的能力紧紧绑定在一起。

后来我去了一家小公司做新媒体编辑，流程混乱，工作范围模糊，没能熬过实习期我就提了离职。朋友安慰说不要着急找工作，先想想自己喜欢什么想做什么。但我听不进去。只是盲目地打开boss直聘，搜索那些看起来很厉害的公司，可能是实力雄厚的上市公司，也可能是在赛道头部发光发热的初创新星。我需要他们的厉害，来证明自己的价值，来安抚自己焦虑的心。

经过一轮轮投简历跑面试，我阴差阳错进了广告公司。医药行业听起来不太有趣，但比起前途未卜的小公司来说，世界500强显得更有保障。响亮的公司名称，富丽堂皇的办公大楼，规范的流程，礼貌的同事，这怎么看都像是个更好的选择，即使广告早已日暮西山。我的工作是根据brief产出不同的文字内容，有时是一些简短有力的slogan，有时则变成了细致的长图文。每个不同的文字背后都有相同的目的，让客户的产品卖得更好。大健康行业的营销手法偏爱引起人们的身体焦虑。可能影响不到百分之十的小毛病，也要把它放大到无限接近百分百，让人觉得为了身体健康，必须得做点什么了。比如好好运动好好吃饭，比如添点保健品，从维生素abcde补到钙镁锌。我渐渐成为消费主义的帮凶。

广告方案被改个几十遍实属常事，但当我一遍遍修改相似的文案，一层层放大疾病所带来的影响后，厌工情绪也逐渐达到顶峰。不如去买个彩票吧，中大奖了就辞职吧。这样的念头常常在加班后冒出头来。我不喜欢大乐透，不喜欢需要等待的事情，我无法等到明天后天再开奖，我需要马上有个答案。刮刮乐回本是常见的事情，大奖是从未出现过的奇迹。虽然回本并不引起收支变动，但心情会随着刮开的数字而变得雀跃。也有过踩狗屎运的时候，刮出一两百块钱，我激动地和朋友分享，转头就奖励自己去吃顿好的。

当然，没有中奖的时候，我也有很多理由吃东西。留学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吃东西。一开始只是对宿舍楼下的贩卖机上瘾，每天半夜拿着一镑硬币偷偷下楼，买上一瓶可乐。偶尔还会在电梯里遇上满身酒气的俄罗斯大哥。英国的天气像是十二三岁的惆怅少女，为赋新词强说愁，永远盯着窗外闷闷不乐，时而流下几滴泪来。在英国的四五年里，绝大多数都是沉闷的阴雨天。

刚出国的时候，我还会和大马友人一起炸厨房，做着各种奇怪的料理，偶尔也会不小心把厨房警报器点燃。渐渐人就随着天气萎靡了下去，比起琐碎的备餐与清洁，外卖显然是更舒心的选择。赶论文的时候，刮大风的时候，想家的时候，总是会点上一堆乱七八糟的中餐，一边看着韩综嘻嘻哈哈，一边机械地往嘴里塞东西，红油浸润米饭，不知不觉见了底。外国人忙于各种社团和派对的时候，我在学校边上的小屋看完了数十部的韩综韩剧，吃了无数的外卖，日渐圆润的脸庞和顽固的腹部脂肪，是每个夜晚的孤独见证。

毕业回国之后，饮食的选择多了起来。我不再贪恋重油盐的中餐外卖，心情不好就吃东西的坏习惯却保留了下来。作为服务大健康行业的乙方，部门提倡健康生活，超过8点吃东西，对胃的负担太大。于是在天将暗未暗的时候，大家总是不约而同地点好外卖，围在小圆桌边上一起分享。在公司的时候，或者说，在外人面前，我总是正常而克制，吃得清淡健康，份量也很刚好。但回到家之后，每个月都会有至少两三次，我会和远超我饭量的外卖一起坐在电脑面前，屏幕发出昏暗的光，视频两侧的黑影里，隐约可以看到我在面无表情地往嘴里塞东西。

吃东西好像是为了快乐，但大多数时候我并不快乐。小红书告诉我，那是情绪性进食。是心里空了一块，要用食物来填补。因为父母工作的缘由，我小时候总是寄宿在不同的亲戚家。记得老家刚开快餐店的时候，阿姨给我买了一整只炸鸡当作生日礼物。不同于现在各种韩式裹酱的做法，它是最原始的老式炸鸡，可能只有手掌大小，外面是油滋滋的脆皮，里面的鸡肉鲜嫩多汁。我用保鲜袋小心翼翼捧着炸鸡，一个人吃得不亦乐乎。二年级时住在托管，因为太久没有见父母，记忆里偶尔会搜寻不到他们的长相。但有个画面始终清晰，爸爸提着一大袋的零食站在托管楼底下等我，里面是来自遥远陌生城市的各种零食，甚至还有酒鬼花生。我已经记不清那个花生到底有没有酒味，只能想起自己在小朋友们羡慕的眼光里，是多么得意洋洋。可是小红书没有告诉我，长大之后，遇到无法解决的烦恼，缓解不了的情绪，我该从哪里找个出口。食物已经不起效了，它们全部堵在我的喉咙里，不上不下，和情绪混成一团。我好想吐，也好想尖叫。可我叫不出来。

在广告公司待了一年半，顺利落户之后，我终于受不了辞了职。

疯玩了几个月后，找了个兼职文案的工作，偶尔写写东西，偶尔摸鱼摆烂，好不自由洒脱，唯一的缺点是钱给得不多。家里人不放心也不喜欢我留在上海，觉得我又攒不下钱来，在上海也买不起房子，属实没有必要留下。每次视频妈妈都说，回家吧，这点工资够做什么呢？回家至少有人给你做饭。而我没有说出口的话是，我并不享受妈妈的付出，我并不喜欢看她生活的重心好像只有家庭。我不想回家，不想成为她牺牲的一部分，也不想成为下一个她。

年底我回老家参加朋友婚礼，顺便和老同学聚会。无论出门时间是早是晚，妈妈总提出要开车载我的建议，但我反复拒绝。最终我还是上了车。好像是某个等红灯的瞬间，妈妈转过头看了我一眼，说家里出了点事情。我冷静听完，冷静给出自己的建议，然后下了车和朋友吃饭。

第二天坐上了回上海的动车。

福建有很多山脉，动车在一个个隧道间穿梭，天气很阴，雾气蒙蒙，我盯着窗外发呆，眼泪莫名其妙就掉了下来。

回到上海之后，有些紧急的文案工作要处理，不知道是能力限制还是情绪影响，我写得很差，对方始终不满意。在工作日，在周末，在我睡不着觉的深夜，在和朋友出门吃饭的路上，微信消息一次次响起，修改意见更新了一版又一版，自由职业的弊端在此刻显现得淋漓尽致。

"这版大纲客户不满意哦，麻烦看看反馈再修改一下。"

看着微信消息，一瞬间好像有什么堵住了我的胸口，我想要尖叫，但我叫不出来。只能机械地回复"好的"，关掉微信，打开飞猪，定了飞往巴厘岛的机票。

26岁的最后几天，我独自跑到赤道附近的小岛上进行生日旅行。南半球夏天正盛，街头巷尾开满了鸡蛋花，家家户户的门前，放着供奉神灵的鲜花小盏。破旧的道路两旁，干瘦黝黑的当地人守着小店，穿着随意的白人是花钱不眨眼的贵客。我好像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独自旅行没有想象中的孤独，陌生小岛也没有我幻想的那般混乱危险。我踩着人字拖，背着帆布袋满大街晃荡，走十五分钟路去吃冰淇淋。

巴厘岛的时间特别漫长，同样的15分钟，在上海一眨眼就消失了。

这几天我的身心状态收获了久违的平和。在上海常常失眠到两三点的我，在巴厘岛听着隔壁夜店古早的音乐声，不到凌晨就困得睁不开眼。而工作时忽略的那些早餐，在这也全部补了回来。酒店自助早餐内容丰富，水波蛋搭配烤好的吐司，混杂着印尼辣椒的炒饭，色彩丰富的热带水果酸奶碗，我什么都想尝试，什么都想吃一点。满桌的食物不再与我为敌，我感受到它们顺利地通过食道，一点点填满我的胃。

可能因为东南亚各国离得很近，巴厘岛的越南河粉也很好吃。读大学的时候，村里有家越南餐厅，我和朋友都很喜欢。那里离学校很远，步行要走上大半小时，乡下的公交车不太准时，打车又嫌奢侈，我们并不常去。但总在某个刮着妖风下着小雨的夜晚，不约而同地想起这家粉店。汤头是用牛肉熬成，配上鲜甜的米粉，几片牛肉、丸子，加上一大盘的豆芽和柠檬。喝下几口汤，身体暖和起来，阴郁的天气也显得不那么惹人厌了。上海有很多越南餐厅，没有一家我喜欢。粉大多无味，和汤互不相容，像是两个遥远的陌生人。吃完河粉后，我望着稻田日落发呆，忍不住想，是不是大脑偷偷美化了记忆。巴厘岛的粉很好吃，海也很美，怎么就没有大学时候的感觉了呢？

读大学的时候，我站在父母的肩头看世界，在异域国度的图书馆熬夜写论文，和来自不同国家的老师同学讨论性别主义社会话题，和朋友看遍了欧洲不同的风景，总觉得未来充满可能。毕业后才发现现实世界并非如此。舒适的居住环境与旅行体验，都要靠金钱交换。而高薪的工作是我当年选学科时瞧不上的理工金融。即使找到了合适的工作，也在自我能力与工作意义中不断怀疑拉扯。人生是旷野，可我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。

巴厘岛返程的飞机在半夜，前一天熬夜庆生的我极度缺乏睡眠，在机场等待起飞等到昏昏沉沉。上了飞机后，整个人挤在小小的经济舱里伸不开手脚，怎么睡也睡不踏实，浑身不自在。好不容易熬到了家，取消了一切安排，倒头睡了一整天，什么也吃不下。但再怎么不舒服，该做的工作一点也少不了。第二天我又准时坐在办公室里，对着窗外发呆。上海的冬天雾气很重，几十层的高楼，外面白茫茫一片，什么也看不见。

我不再是那个带着两个大箱子，熬夜坐十几个小时的跨国航班还不用倒时差的女孩。我活在她期待的那个未来里，坐在高级的写字楼里，心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，她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未来。

但应该不是现在这样的吧。